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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学诞生于中世纪的欧洲。然而,没有一位专家能说清楚,大学诞生的确切时间。
这是因为,大学的创立,并不是某位君王心血来潮的善举,也并非源于某位哲人的设想和努力。人们寻找不到一个标志性事件作为大学诞生的确切时间。
事实上,大学,和世界上的许多事物一样,并没有创始者,也没有确定的开始日期。它只是在历史的演进中,缓慢地、不为人知地产生了,再经过漫长的发展,日臻成熟。
因此,你可以将它视为一个奇迹,一个必然发生的奇迹。
早期的大学没有自己的建筑,甚至没有固定的教室。
老师们在附近的教堂或私人住所中给学生上课。著名的巴黎圣母院,便是巴黎学子集会、学习的地方之一。如果教师家中没有合适教学的房间,便在附近的地方租一间,进行授课。在巴黎,塞纳河左岸的一条街上就汇集了许多这样的“教室”。
意大利波洛尼亚大学的一位教师描述过自己理想中的讲堂:安静而整洁,窗外景色宜人,讲座人的座位比较高,学生的座位也固定排列。当然,现实与他的想像相反:“我自己从来没有这样的房子,也不相信这样的房子在哪里造过。”
今天,当人们徜徉牛津、剑桥,在一幢幢庄严恢弘、镌刻着历史印记的建筑中流连忘返时,往往会忽略一个事实:这些令学校、校友引以为傲的建筑,是14、15世纪乃至更近的年代才建造的。
这也说明了,大学的诞生,不在于建筑物或者某种建筑模式。相反,如一位哲学家所说:“中世纪的大学是由人建成的。”
希腊和罗马均有高等教育,但并不因此就成为大学的雏形。原因很简单———苏格拉底是不发毕业证书的。
直到12、13世纪,对结业证书的需求,形成了最早的学位。那时,“硕士”学位意味着具备教学资格,而“博士”就是获得合格证书的教师。
除学位制度外,大学的建立,更有赖于学生阶层的出现。在12世纪的波洛尼亚,已有几百个来自不同国家、不同民族的学生聚集于此。他们租借当地居民的房子为住所,为互相帮助、保护,抗衡当地居民,他们组织起来,形成联盟。与此相应的是,教授们也组织了一个行业协会,处理教师内部和对学生、对居民的事务。在这两个社团的相互作用下,大学开始了制度化的历程:院、系出现了;校长、副校长、学监等一系列管理者出现了;甚至高级校务委员会也出现了……在与当地居民的多次冲突后,在国王和教皇的权力平衡中,大学终于成为一个能够自我管理,并完成“培训学生”这一主业的组织。
制度的建立和完善,是大学传统中最宝贵、最直接的一个方面。以巴黎大学、波洛尼亚大学为代表的大学制度,很快被欧洲各地复制。到中世纪末期,欧洲已有至少80所大学。大洋彼岸的美国也翻版了英国的学院模式,沿用至今。
值得一提的是,大学兴起之时,正处于一个伟大的学术复兴期。显然,这不是一个偶然的巧合。
在大学之前,欧洲人学习的是传统的“七艺”———语法、修辞、逻辑、音乐、算术、几何、天文。当这些原理与概念讲授殆尽后,教育似乎进入了一条死胡同。恰在此时,大量新的知识传入欧洲。亚里士多德、欧几里得、托勒密、希波克拉底等名字,点亮了人们心灵的天空。人们不再为用罗马数字做乘除法而感到痛苦,平面和立体几何进入了教学内容,亚里士多德成为整个欧洲的导师……正是插上新知识的翅膀,大学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起飞———它冲破了教会学校的束缚,创造了多学科的学术体系,吸引了越来越多渴求知识的青年。
令人诧异的另一点是,中世纪的知识分子,比人们想像的更开放、更自由。在法律、医学、语法和数学领域,他们能自由地进行教学与争论。即使在神学和哲学这两个“敏感地带”,很多人也并未觉得被束缚了手脚。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,他们以自己的智慧延续着学术传承的活力。
如今,大学已存在了近千年。
对比今天的现代化大学,诞生之初的大学是多么的粗砺、原始。然而,尽管有着这样那样的缺陷,事物的最初形态却往往更接近它的本质。因此,在高等教育成为热议话题,大学的改革、发展牵动人心之时,追述大学诞生的几个要素,思考大学的特质,也就更显必要。